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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网吧当成家。
陕西省未成年人管教所里，记者采访到的少男少女们，在这一点上鲜有例外。
他们为什么迷恋网吧？
网吧如家，那么家成了什么？
学校的力量为什么没有挡住他们犯罪的脚步？
12岁的李青不爱回家，不爱去学校，网吧是他最喜爱的地方，他几乎把这里当做另一个“家”，甚至在出事之后，他也首先“回到”这里静候未知的结局。
“（被警察抓住的时候）我不害怕，同学都被吓哭了，人家认识我们，都是一个村子的。”李青（化名）回忆起自己在网吧被警察抓住时表现出来的“勇敢”，他依旧感到骄傲，让他同样感到无比骄傲的是自己从来不主动问家人要零花钱也不会问别人借钱的“骨气”，而如此有“勇气”与“骨气”的他，已经在劳教所里待了一个月零三天。“10月14日进来的，我天天在记着日子。”李青笑着对记者说，今年，他十二岁，是陕西省未成年劳教所里年龄最小的孩子。
“我几乎天天都去网吧，虽然是六年级，但是感觉学校留的作业都很简单，十分钟就做完了，吃完饭就去网吧，玩游戏，穿越火线，我最喜欢的。一般每天待两个小时，晚上9点左右回家，看会儿电视就睡觉了。”李青说，这就是他在进劳教所之前每天的生活作息。
“到了放假，我就会去网吧包夜，通常都是玩玩游戏，看看电影，没多久就趴在那里睡觉了，但是感觉比在家里睡觉舒服。”
“上网”不仅是李青生活的组成部分，更是他最大的兴趣爱好，然而，父母一天只给5元的零花钱，让李青这个最大的爱好没有办法为继，尤其是在打破规律需要在网吧一待十几个小时同时还要买游戏点卡以获得高等装备的特殊时候，声称从来不主动问父母要钱也不会问朋友借钱的他，“只得”选择另一个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入室抢劫。
“那天放假，刚好要买游戏点卡，我没有钱，我一个同学想了个好办法，就是趁那个商店的老头（商店老板）不注意的时候去他店里拿钱。”李青回忆道，“我们都是一个村的，熟得很，早都知道他的钱就放在离柜台最近的那个抽屉里。”但是商店老板还是“注意”到了他们，“我同学看被老头发现了，害怕他抓着我们，就拿刀捅了那老头，接着我们就跑了，我们杀人了。”
那个“杀了人”的晚上，李青和同犯选择躲避在网吧里，什么都没有做，一天一夜都没吃饭，“不饿，”他说，“但也不害怕，就是想着不知道能在这里待多久。”当被问到为什么不回家躲着的时候，他笑着说：“网吧安全。”第二天中午，便衣警察在网吧把他和同学抓住，随后，他才知道老头没有死，而自己，却再也不能去网吧了，等待他的是两年的收容教养。
李青的爸爸是司机，妈妈在家务农，还有一个弟弟，虽然抢劫不害怕，“杀人”不害怕，被警察抓住也不害怕，但，妈妈来看望他时候的眼泪让他真正后悔起来，同样让他牵挂的还有从小就疼爱自己，经常给自己零花钱的爷爷奶奶。
“爷爷奶奶都六十多岁了，都来这里看过我，奶奶见到我一直哭，妈妈也哭，我就觉得很后悔，看到他们难过我心里有话都说不出来。”
有话说不出来的李青在劳教所里养成了记日记的习惯，尤其是记自己还有多久就能出去，他说，现在弟弟还不知道自己因为犯法而被关进了这里。
“反正我很快就能出去了。”李青说。
“你怕不怕弟弟学你，以后也走上违法的道路？”记者问他。
“不怕，我觉得他不会，假如他真干违法的事我会去阻止他的，如果我没看见，他犯事了，我会劝他自首。”李青的语气既坚定又乐观。
杨阳（化名）今年已经23岁了，他在陕西省未成年人管教所待了五年半，与未成年人劳教所不同的是，被送进未管所的孩子，都是严重触犯刑法的，判刑的时间也较长，很多人的“成人礼”是在高墙内进行的。
“进来的时候是个孩子，出去的时候已经是熟男了。”杨阳开着玩笑，五年前，他在网吧拔刀捅死人的时候，只有十六岁。杨阳说，他没有想到，居然在自己的“地盘”翻了船，即便杀了人，他还以为自己照样没事。
“十三岁我第一次砍人，那时候我就知道未成年人犯事不会怎么样，我和我的‘兄弟们’很喜欢和警察玩 ‘捉迷藏’，警察一般都抓不住我们，抓住了，还是得放。”
据杨阳介绍，他和“兄弟们”与警察的“捉迷藏”游戏多是选择在离派出所较近的网吧进行，原因有二，首先是因为网吧是杨阳等人最为熟悉的场所，对这里他们“知根知底”，用他的话说，好似是自己的“地盘”；再次，是离网吧不远的地方一般都设有警务室之类的民警执勤岗位，方便引 “游戏对手”入场。通常情况下，一般是几个人“干活”，另外一两个人“放风”，事发之后，如果有人报警，放风的“兄弟”就会给他们信号，于是大家一起逃跑；如果没有人报警，“捉迷藏”没有玩成，他们下次还会再来这个网吧。
“那个时候主要就是在网吧里面寻衅滋事，打架斗殴，看到警察抓不到我们，感觉自己挺厉害的，离出人头地不远了。”他回忆道。
杨阳说，在自己杀人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自己经常一个人在村子里闲逛，一逛就是大半天，一边逛一边想着，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出人头地”，他所指的“出人头地”是像《古惑仔》电影里的大哥那样。
而真正让他“爱上”闲逛，并把网吧变成 “自己地盘”的是他抗拒 “回家”。杨阳用“家庭变故”来形容那个让自己抗拒回家的原因，1999年，11岁的杨阳多了一个妹妹，而这个妹妹，是父母领养来的。
“他们也没有征求我的意见，也没有告诉我原因，就领养来了一个女娃，对那女娃非常好，我感觉自己的家被别人占了，我讨厌那个女娃，也讨厌回家，就感觉爸妈已经不爱我了，如果爱我，为什么还要领养别人的孩子呢？”杨阳直到现在也不知道父母领养妹妹的原因，他从没有问过父母，也不想问。
正是因为从13岁就开始了的 “心理锻炼”，亲眼看着一个生命消失于眼前的杨阳还能保持“平静与淡定”。“那事发生后，我挺平静的，也没有感觉害怕，回家待了十九天，这十九天里我还一反常态地去学校上学，虽然晚上做梦会梦到那个被我杀了的人，很真实，他就那么不再挣扎，慢慢倒下去，满地的血。”杨阳说，那个画面困扰过他一阵子，但即便是被那样的噩梦缠绕，他也未曾预料到十九天后，自己就要为“那事”负责了，2005年4月16日，杨阳因杀人罪被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送进了陕西省未成年人管教所。
如今再谈起“那事”，杨阳的感触是 “很内疚”“对不起那孩子和他家人”，却依旧没有丝毫害怕。
2007年，爸妈带着一幅画来看杨阳，画上面是一个爸爸，一个妈妈，一个哥哥和一个妹妹，“那是我妹妹画的，虽然她不能见到我，但是她知道我是她哥哥，我们是一家人。”杨阳说，就是从那个时候，他开始认真打算自己出狱以后的未来。
“我准备出去之后做点小生意，让爸妈给投点资，也许是开个汽车修理厂之类的。”
对现在的杨阳来说，他依旧有着“出人头地”的抱负，只不过，“出人头地”的意思已经变了，“现在最大的期盼就是父母身体能健康，妹妹能好好长大，等我们出去以后，一家人能过得开心，这就是最大的‘出人头地’吧？”杨阳再次笑着说。
“我可以不进来的，我的同犯现在都在家。”小江（化名）皱着眉头说，他是陕西省未成年人劳教所里唯一被父母主动送进来劳动教养的孩子，“9月11日”，小江清楚地记得那个日子，那天，跟他一起偷钱的两个同犯在缴纳了罚款之后，被父母接回了家里，而他，在缴纳了同样的罚款之后，被父母送进了未成年人劳教所。
小江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与李青一样，网吧也是自己的第二个“家”，也是为了有钱上网，为了买游戏点卡，也是被朋友“怂恿”，三个刚上初一的男孩潜入了一家水果店，“拿”走了柜台抽屉里的现金和几条烟。两天后，正在西安街头卖烟的小江被民警抓获了。
与李青从不和人主动谈钱的 “骨气”不同，十四岁的小江这不是第一次偷窃，“从前都是偷我妈的，偷家人的，然后被我妈发现后打我一顿，过两天再偷。”
但他没有偷过爸爸的钱，也没有被爸爸打过，因为爸爸在遥远的广东，家里只有他和妈妈以及刚刚上小学的弟弟，这样的家让他感觉有些冷清，随即，他把每天近一半的时间花在了网吧里。
“我家有电脑，但是感觉不一样，网吧人多，有气氛。”小江这样描述网吧与自己家的区别，这也是他为何如此迷恋网吧的原因，他曾经连续在网吧待了三天不回家，“饿了就在柜台买碗方便面，网吧里有热水，一泡就能吃，也有厕所，很方便，瞌睡了就趴在电脑桌上面睡一会儿。偶尔妈妈会打电话给我问我在哪里，但我不爱接，时间长了她也不找我了。”
犯案被抓之后，因为是未成年人，并且情节较轻，小江和另外两个男孩被处以两千元左右的行政罚款，然而，小江的父母选择让他再多受些惩罚和教育，于是主动把他送进了未成年人劳教所。
“父母都管不住他，如果留在家里也许还会出事情。”劳教所的教导员这样说，用集体劳动教养方式来“解决”那些家长已经 “解决”不了的问题少年，也是劳教所的职能之一，只不过，真的由父母送进来的孩子，小江是唯一的一个。
小江始终眉头紧锁，目光投向地面，在第一次面对是否怨恨父母这个问题时，他只是用牙齿紧咬着嘴唇，在长达三分钟的沉默后才吐出一句话：“不恨他们，他们想让我好好改造。”
“进来后爸爸妈妈来看过你吗？”记者问道。
小江依旧沉默不作声，低垂着眼帘，盯着水泥地板，浓密的睫毛，很久都不眨一下，“我昨天还在怪他们呢，为什么别人都在家，我却要在这里面。”他忽然开口说，接着便哽咽了起来。
情绪平复之后的小江终于抬起头，他告诉记者，自己长大以后要当个医生，虽然，出去之后的日子，他已经不打算继续上学了。
“还会去网吧吗？”记者问他。
小江没有回答，只是微微点了点头。
小香（化名）是新城区看守所内唯一的一名未成年少女，与记者见面的时候，她刚进来三天而已，“西安很冷。”小香说，她的家在秦岭的南边，离开家的时候还是十月份，她是穿着丝袜和短裙进来的。
与关押在这里的其他人不同，根据小香自己的说法，她并没有伤害任何人，相反的，她更像是个“被害者”。因为听信在网上认识，只见过两面的男朋友的话而来到了西安，却被送进了KTV强迫卖淫，一心想要逃走而求助KTV里的“姐妹”，却被“姐妹”的哥哥利用敲诈男朋友，抱着“分我一点路费钱回家”的期待，她在陪受威胁的男朋友去取“封口费”的时候，被警察以“涉嫌诈骗”抓了。
今年17岁的小香进入社会已经7年了，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因为一次被老师批评而和老师打了起来，自此，本来就不爱上学的她彻底告别了学校。“当时我爸妈为了让我上学什么办法都用尽了，打也打，骂也骂，但我就是不去，死都不去，就想去工作好了，或者在家待着。”小香说，自己不爱去学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学校离家太远了，“早上五六点就要起床，走一个小时才能到学校，没有人送我，学习又不好，就很不喜欢去学校”。
从小学五年级直接跨入“社会大学堂”的小香做过很多工作，最主要的就是餐厅服务员，她说，父母在去青海打工前安排她和爷爷奶奶住在一起，然而，每月工资少得可怜的她还是挣扎着在外自己租房，常常又因为交不起房租重返爷爷奶奶的家。“爷爷奶奶都跟爸妈分家了，我住他们家，他们老嫌我是吃闲饭的。”每当被爷爷奶奶说成是“吃闲饭”的时候，小香就会给远在西宁的父母打电话，尤其想听听妈妈的声音，但往往接电话的都是随父母一起出去的哥哥。“哥哥接电话之后都跟我说爸妈在忙着，没空接电话，然后就把电话挂了，从小爸妈就让我让着哥哥，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对于没有知心朋友的小香来说，除了父母，她实在不知道该跟谁说心里话，所以，宁愿憋在心里。
然而，已经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了7年的小香并没有学会在社会上保护自己的基本技能，今年十月份，刚过完自己17岁生日的她在网上认识了一个男朋友，两人见过两面。见第三面的时候是10月23日，那天小香的男朋友把她叫到一间旅馆“开房”，当晚，还许诺带小香来西安玩，第二天，连家都没有回的小香就跟着男朋友坐上了开往西安的火车。
让小香始料不及的是，来到西安以后，男朋友带她去的第一站就是一家叫做“长安之夜”的KTV，“让我陪客人喝酒，还要睡觉，每次100元，我只陪了一个客人，给了一百元，他拿了百分之十五的提成。”小香提出不干，男朋友威胁她如果不干就把她家抄了，她也想过悄悄逃跑，但是身份证被男朋友没收了，电话也被男朋友扔了，她连买车票的钱都没有，这才向同在这家KTV工作的一位“姐妹”求救。谁想到，这位“姐妹”的哥哥把她当成了筹码，向男朋友敲诈，“他哥哥让我男朋友给取钱，要不然就要到警察局告他拐卖人口。”随后，才有了小香受朋友哥哥指使陪男朋友取钱而被抓的一幕。
待在看守所里的小香等着对自己的审理，她担心自己会坐牢，眼泪吧嗒吧嗒地流个不停，她不知道等待自己的将是什么结果。
“我会判几年？”她不停地这样问记者。
当被问道是否了解法律的时候，她想了想说：“不了解，反正我知道不能随便跟别人上床，还有杀人、吸毒都是犯法的。”虽然担心自己接下来的命运，但是小香还是表示，“既然取了别人的钱犯法了就得伏法”，她的态度是“听天由命”。
选择了“听天由命”的小香说自己还是从这件事情中懂得了不少，“我知道了以后不能随便去相信别人的话，不能轻信人，应该去判断。”
“怎么判断？”记者问她。
她低着头想了很久以后说：“不知道。”
七年前，曾任西安市公安局局长的曹存玉花了大半年的时间对西安市新城、莲湖、碑林、雁塔四个区看守所里关押的72名失足青少年进行了调查，写成了《剖析七十二名失足青少年，探索帮教工作的新途径》一文，刊登在新华社2004年的 《内参选编》中，引起了极大的关注。
在该文中，作者调查的失足青少年最小的只有14岁，常年征战在公安战线上的这名老干警深感未成年违法犯罪情况的严重。
七年后，当曹存玉再次跟记者聊起这个沉重的话题时，他深叹一口气：“孩子们都是无辜的，也都是可怜的。”
他告诉记者，在七年前自己进行调查的时候发现，这些走入歧途的少年往往都是缺乏家庭关爱，又早早辍学和厌学的孩子，除此之外，社会因素对他们正在形成中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影响最大，也最直接，例如充满暴力的卡通片、以砍杀为主题的电子游戏等等，在他调查的72名问题少年中，一半以上都玩游戏成瘾，是电子游戏厅的常客。
七年过去了，电子游戏厅这种“ 在押问题少年只是潜在青少年犯罪者的“百分之一”
在新城区看守所负责管理问题少年的田管教说，关进这里的孩子集中在16岁到18岁之间，主要来自于咸阳、商洛以及安康等地区，也包括一些四川、贵州等地来陕西打工的少年，以盗窃行为最多，其次是抢劫罪和伤害罪。
然而，在陕西省未成年管教所里，根据干警的介绍，已经被判刑的青少年人数多达1500人，而新的犯罪类型也已经占到了很大的比例，其中以组织卖淫、网络犯罪等最为典型。
曾经，一名从事了20多年未成年犯教育管理的未成年犯管教所所长在多年调研的基础上做出了 “两个1∶10”的估测：以他所在的这个未成年犯管教所里在押的2100名少年犯计，触犯《刑法》的青少年应是这个数目的10倍，也就是21000人（没进未管所的被“消化”在学校、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如批评教育、免予起诉、判缓刑等）；还有一个 “1∶10”，即受这些犯罪者影响的青少年又是他们的10倍，也就是说有21万青少年已受到了犯罪的感染，假如遇到犯罪诱因，他们就可能成为新的犯罪者。
Q：为何把网吧当做“家”？
A：单一评价体系迫使他们在虚拟世界里找回自信
李青和小江都是为了有钱上网才偷窃，杨阳是在网吧里杀的人，而小香与所谓男朋友的相识也是通过网络，在记者调查的所有问题少年中，几乎每个人都把网吧和网络当做自己真正的“家”，包括那些家里已经有电脑的孩子。
为什么网络能对他们有这么大的吸引力，以至于他们能在网吧一待就是整整三天，闯祸之后，第一个也是选择去网吧躲避？
西安市某公立中学主管德育的钟校长给出了这样的解释：“学校与社会单一的评价体系让孩子们丧失应有的自信，而这些自信在虚拟的网络世界里可以重新建立，在这个虚拟的世界里，他们能找到在学校找不到的自我肯定，在家庭找不到的关爱，于是，思想还不成熟的青少年就逐渐分不清现实和虚幻，最终迷失自己。”
和七年前曹存玉调查时的情况一样，七年后的学校教育依旧在追求“升学率”，追求以升学率为标准的 “评比”，依旧在受“高考指挥棒”的引领，从而出现以成绩衡量学生的单一价值评判体系。
钟校长说，由于只以成绩作为衡量学生好坏的标准，就导致那些成绩差的学生无法从老师与同学那里获得应有的肯定，从而他们会怀疑自身的价值，丧失自信，而那个让他们失去自信的地方——学校，就成了他们最不愿意去的地方，他们被推向了社会，推进了网吧。
技术落后”的游戏场所已经被时代所淘汰，取而代之的是网络和网吧。
Q:为什么会缺失法制意识
A:政治课被主课挤占了
黄登（化名）也是本次记者采访的问题少年之一，他是唯一一个对学校的抵触情绪不那么大的孩子，因为两个月前交到了“坏朋友”被拉去参加群殴致对方重伤而被关进了新城区看守所，对他来说，因打架被抓是一件让人有点难以理解的事情，“要不是进来（看守所）根本不知道打架还是违法的事情，想着就跟小时候打打闹闹没什么区别。”黄登用吃惊地口气对记者说。
“学校里没有教法律知识吗？”记者问他。他低着头想了想，反问道：“是在哪本书里？”
“一般的思想政治课程里会讲到基本的法律知识。”
恍然大悟的黄登回应道：“政治课是副科，一般都不怎么上，有时都被数学和英语课占用了，我也不爱听，我的政治课本都是新的。”
西安工业大学法律系主任金博教授对于基础法律教育的缺失深有体会，他告诉记者，学校法制教育的缺乏或者流于形式，致使很多青少年学生不知什么是违法犯罪，缺乏普通的法律常识，是促使其走向犯罪的重要原因。有些学生在学校得不到承认，则往往以干坏事逞强逞能，甚至有些学生以违反纪律和法律为荣耀。往往这些学生结伙违法作乱，在团伙中，这些孩子更能找到 “归属感”和“成就感”，使他们一步一步走向更为严重的犯罪深渊。
Q:我辛苦为他打拼，他为什么要堕落？
A:物质满足，溺爱反害了孩子
“除了不爱去学校，接受记者采访的多名问题少年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不爱回家。他们或者是像小香那样父母远离身边，出外打工，想回家却没有“家”，或者是像因小口角就将同学捅死的刘哲 （化名）那样父母离异，各自有了新的“家”，又或者是像杨阳那样，虽然有家却感觉不到家的温暖和父母的关爱。
那么，是否每一个问题少年都是由于缺少父母关爱才在社会上去寻找呢？长年从事青少年心理咨询的心理学家刘瑶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出现这种情况并不是他们在家里得不到足够的爱，而是家人给他们的爱太多了，反而使他们感受不到爱。因为父母给予孩子的爱太多了，使孩子丧失了责任感，找不到自己的价值和意义，只好在外寻找自己的成就感。”刘瑶说，青少年时期是个体自我意识发展的一个关键年龄，他们每个人几乎都在内心深处强烈地渴望并痛苦地思索着五个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需要什么？我要到哪里去？我怎样才能得到我需要的？然而，家长对他们的关心往往只注重在满足其吃穿等生理需求，而没有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问题，没有从心理层面上启迪其独立应对挫折和失败的潜能，体验痛苦的能力，面对失败的能力和克服困难的能力，孩子还是在极大地依赖着父母，这样，才使得孩子真正地迷失了自己。
“但是，这也不能全怪他们的父母。”钟校长认为，无论是那些没办法给予孩子足够关爱的父母，还是那些不懂得方法溺爱孩子得到反效果的父母，都不是“原罪”所在，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也是很无奈的。
“现在这些问题少年的父母很多都已经是独生子女那一代人了，他们的肩上扛着两个人供养两个家的负担，社会竞争现在这么激烈，如果不外出务工，不努力工作，他们拿什么来支付子女高昂的教育费用和抚养费用，拿什么来赡养四个老人的晚年生活呢？他们也想多陪陪孩子，可是，他们有时间吗？”
钟校长说：“没有时间来陪孩子，给予孩子心理关爱的父母就只有通过物质来做补偿，并且出现了对孩子的要求百依百顺的现象，因为他们也不懂得除了这样还能为孩子做些什么，谁知道，却害了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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